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，中華民族不僅創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，更是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。我國歷史上的歷次變法，都是改革和法治緊密結合，從戰國時期商鞅變法、宋代王安石變法到明代張居正變法，莫不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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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么，改革和法治究竟是什么關系呢？

　　我們先從中國歷史上那三次最有名的變法說起。

　　第一次是商鞅變法，起于戰國初期分封制崩潰，新興地主階級要求政治改革，大力發展封建經濟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，秦孝公采納商鞅“要國家強盛，只有徹底地改革”的建議，實行以“廢井田、開阡陌，獎勵耕織和軍功”為主要內容的變法，秦國逐漸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最強的國家。

　　第二次是王安石變法，旨在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，變法以“理財”“整軍”為中心，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后又一次規模巨大的政治變革運動。

　　第三次是張居正變法，改革從軍事、政治、經濟等方面進行整頓，強化了中央集權，充實了政府財政，提高了國防力量，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，但觸動了大地主階級和士大夫貴族的根本利益，以失敗告終。

　　作家柏楊在《中國人史綱》中這樣評價變法：“歷史已顯示一個定律，處在巨變的時代，有能力徹底改變的國家強，改變而不徹底的國家亂，拒絕改變的國家則繼續沒落，直到滅亡。”

　　什么是“有能力”？就是要處理好改革與法治的關系。

　　三次變法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，改革總是一馬當先，沖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體制；法治則緊隨其后，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新體制。改革與法治并行對社會發展的推動，在漢代文景之治、唐代貞觀之治和清代康乾盛世中體現得尤為突出。

　　改革的特點是“破”“變”“動”，法治的特點是“立”“定”“靜”。

　　由于兩者之間存在差異，很多人在關于改革和法治關系的認識上存在一些誤區，實踐中也引發了一些難題。有的觀點認為，改革就是要沖破法律的禁區，現行法律的條條框框妨礙和遲滯了改革。這種觀點容易導致在實踐當中違法改革，甚至以改革的名義行違法亂紀之實。還有的認為，法律就是要保持穩定性、權威性、適當的滯后性。這種觀點容易導致實踐當中以法治的名義延誤改革的進程。

　　沒有健全的法治，改革就會缺乏制度保障和良好環境，經驗和成果也難以得到鞏固和確認。反之，如果沒有改革，法治的發展也會缺乏基礎和方向，就會失去進步的必要性和動力。

　　因此，處理好改革和法治的關系，就要準確把握習近平法治思想中改革和法治相統一、相促進的辯證關系，在法治下推進改革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。既發揮法治規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，在法治下推進改革，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，又通過改革加強法治工作，做到在改革中完善和強化法治。（寧夏新聞網特約網評員  金美）